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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青忆当年:虽不挣钱 但被老乡追着看病是最幸福的

所以我上山下乡最大的体会之一,人那时候活一种精神、活一种成就感。那时候我一分钱不挣,而且搭了好多钱,把家里带来的东西都搭进去,在农村被老乡追着给他们看病,那是最幸福的一段生活。

 

孙立哲 男,1951年生于北京,清华附中67届初中生。知青10年,他和关家庄医疗站的赤脚医生们在窑洞里治好了上万例患者,做了上千例外科手术,成为全国医疗卫生界的先进典型和知青模范。现为出版人,往来美国、北京两地。

本文摘自:《北京青年报》2014年12月22日C02版,口述人:孙立哲,原题为:《“文革”把我们原来期望的未来路径全打破了》

毛主席那指示发表的时候,我满17岁。

我1951年生人,11月11号生日。我名字中的“哲”字是后来改的,原来是“喆”,里面有“十一十一”,很吉祥的一个意思。原来铅字字库里没这个字。后来我成了知青典型,报纸要登我的文章,找不出这个字,就问我能不能改名儿。我说“改吧”。

很多人听见消息就走了。我是1月6号走的。那时我在清华附中,初二。

我们家三个男孩儿。哥哥大我8岁,那年是科大的学生,差一年毕业。所以他是大学到东北,也下去了。我上陕北。弟弟比我小7岁,在北京留了一段时间,后来也下到农场,在江西那边。

当时父亲因为留学美国,被怀疑美国特务审问了好几次,下放到江西的“五七干校”劳动,在那儿染上了血吸虫病。1949年他从美国麻省理工毕业后已经在通用电器工作了,为建设新中国选择回来在清华当教授,清华电机系出来不少人,他学生里有一个朱镕基。

妈妈给了我一个羊皮褥子,它救了我

回想起来,当时我们是处于非常压抑的状态。“文革”把我们原来期望的未来路径完全打破了。

“文革”一开始,学校停课。我出身不好,“红卫兵”吸收不了我,我感到很大压力。后来武斗开始更乱。人在批判自己,自己所有东西被否定的情况下,总要找一个东西来替代,需要一个新的出路——不是你做什么的出路,而是你价值观的出路,你重塑理想、对未来的看法、对世界的看法,和你在世界中的地位。那时候在世界中的地位等于零,甚至是负数,所以还是很不甘心。

在那种情况下听到这个指示,感觉是一种比较高兴的。人在受到压抑、感觉迷茫的时候,这是一丝光亮,虽然并不明确,但至少是给了我们寻找、实现理想的一种可能,也是对自己一种试炼。另外因为大家都去,不再是自己一个人迷惘,而是一个集体在一起,集体中存在一种相互扶助的期望。

所以你要说有多少人哭啊、不想去,也可能有。但在我理解的这个,哭的可能更多是父母这一辈,因为里边有的是独生儿女,也要走。

走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干校,母亲还在北京。我妈妈给我带了一个羊皮褥子,那个救了我了。到农村是1月9号,没想到那么冷,不太好思议的冷。刚去年龄小,自己还管理不了自己,不知道去省着柴禾烧,没有柴禾你就把炕烧不热。也不是多大一个羊皮褥子,但铺在身子底下,现在回想起来起了大作用,不然的话冷得要冻死。史铁生不是跟我们一个窑洞的吗?我估计他原来身体不知道哪儿大概抵抗力比较差一点儿,他就是睡那个凉窑洞,加上后来他放牛看牛,夜里边起来要喂料,在山里头睡在凉地下。我觉得跟他最后瘫痪有很大关系。

 

给自己规定一天背250个英语单词

一到村里头,发现好多老乡躺在炕上,发烧四十多度,一烧就烧一个多月。小孩儿还有死的。死了以后就请巫医叫魂儿,没有任何的医疗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那是一种斑疹伤寒,通过虱子传染的一种流行病,所以全村的劳力一半都躺下了,还有一躺躺一家子。

那时我们知青自己从家带了点感冒药什么的,我们就把大家的药集中起来,翻着一本《赤脚医生手册》摸索着治。后来发现有一种治拉肚子抗菌素管事儿,叫氯霉素。就想办法去买这种药,结果把村里这个问题大致给解决好了。这个是比较突破性的。

那方面知识其实那时候没有。但至少你有一点儿基础,能有点儿摸索。另外你还稍微把自己带去的一些资源利用起来了。所以人特别有意思,在困境当中人有很多本能,这种克服困难的本能有时候挺强的。

后来人家立刻就觉得我们是大夫。史铁生再教我些扎诊(扎针灸)。我们还做了一些很基础性的工作,比如说刚出生小孩儿那时候死亡率特别高,为什么呢?就剪脐带这件事,那剪子是发霉、有锈的,得破伤风。这事儿我们还可以,就告诉她们剪子一定要煮完以后再剪。就这一下救了不少人。

现在回想起来,人的适应性确实相当强。今天要再经历那个确实有点儿受不了,几乎是不可想象。但当时在那种政治压力下,在一种自我发现、自我证明,证明自己不那么差的愿望下,没有人叫苦,每个人都拼命念书。然后大家见了一个是谈论国家大事、世界形势,再一个就谈看了什么书。那时候风行看《资本论》、《反杜林论》。也看历史、哲学、文学。我是把《古文观止》给背下来的。另外给自己规定一天250个新单词。我英语就是在那儿自学的,后来又学德语。

大部分人不愿意一辈子当个农民

大概过了半年以后,对于未来是什么样,开始有想法了。到底这东西还会不会有一些变化,还是一辈子就这么插队、农民化了?大部分人是不愿意一辈子当一个农民的,甚至打仗都是一个出路,哪怕牺牲了。1969年、1970年的时候正好有一个要跟苏联打仗,林彪一号令什么的。还有一些知青越过国境到缅甸、柬埔寨、越南参加缅甸人民军之类的。就是希望在新的变动中去找到一些机会,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实在是无能为力的。

就是说,人总是需要建立理想化的一种价值观。你每天做的事如果实现的结果就是吃饭,那至少对我们那批人,是不太好支撑我们活下来的,所以我们一方面解决生存问题,另一方面试图找到一种新的“让自己有用”的机会。

在我,就是迅速进入了一种和农民的需求结合的道路。我学医很偶然。过去我们的学习模式是先学,再去想办法用。而我们在农村,学是为了用。需要的东西先学,那个学习动力强到什么程度?强到你要解决的这一个问题,它就是要命的问题,还是急性的,你必须找到一种方法,不管用书、用想还是跟谁讨论,这问题你得解决。

比如生孩子生不出来,生孩子的事你没地儿问;胎盘出不来,把我给叫去了,我还得把胎盘拔出来。不是敢不敢,而是你到时候必须得有一个办法,你得自己想,想好了就做。所以我们当时经历的好多事,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太好想象。但那是没办法,就必须当地抢救。第二个,在没有条件的时候,它不一定好多事它不能干,它是可以有好多创新的办法。

所以我上山下乡最大的体会之一,人那时候活一种精神、活一种成就感。那时候我一分钱不挣,而且搭了好多钱,把家里带来的东西都搭进去,在农村被老乡追着给他们看病,那是最幸福的一段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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