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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反五反”后犯错商人为何不怕被罚款而怕作检讨

要说商人厚起脸皮,罚款不在话下。可是要交“检讨书”,在那个时候可是“最要命”的。经过了“三反五反”,最怕沾上“奸商”二字,要公开书面检讨,以后还怎么混呢!那时的观念是不怕罚钱,就怕开会作检讨。

 

三反五反 资料图

本文摘自:人民网,作者:何季民,原题:新中国稳定物价:斯大林逝世“奸商”哄抬花圈价格被重罚

新中国成立初期,北京有一个“康乐食堂”,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,食堂突然贴出了一纸“告示”,宣布所卖菜品全部降价(笔者注:以下为旧币):炖鸡块,原价12000元,降为8000元;回锅肉,原价4000元,降为3000元;卤面,原价3000元,降为2500元;鸡肉面,原价5500元,降为5000元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呢?

天津包子每个两分钱

康乐食堂为什么要降价?当然不会是主动的,是因为受到了工商联的批评,批评他们之前抬高物价、破坏了稳定物价的政策。经过了“三反五反”,一纸批评代表着强大的压力,不许涨就不能涨,要你降价,就得降,不降不行,当年有“令行禁止”之效。像康乐食堂这样无奈降价的,绝不仅此一家,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稳定物价的一个普通例子。要知道,当年工商界“调整经济”的意义,对于民生来说,不是涨价,而是降价。请看看那时候的北京小吃多少钱?有一份1954年“质量价格标准”为证(价格为旧人民币,一万元为新币1元,一百元为新币1分):

2两一个的烧饼价格300元;火烧每个2两2,价格300元;油饼每个2两6,价格500元;糖饼每个1两5,价格500元;香油家常饼每个4两,价格500元;大饼每斤1800元;天津包子(香油、酱油、葱、姜)每个9钱,价格200元;馒头每斤1800元;花卷每斤1800元;切面每斤1800元。

从此以后,全国物价稳定了七八年,有力地保证了工农业建设的稳定发展。这一切成绩,除了归功于“三反、五反打老虎”以外,还要归功于1951年、1952年和1953年工商界的“稳定物价、保证供应运动”,否则哪有后来几年的物价稳定、民生安定?就像1953年北京工商联宣武区分会的《迎接五一物价检查委员会宣传提纲》写道:稳定物价,保证供应是我们工商界的神圣责任,也是我们工商界的爱国表现……居奇暴利,减质减量,是旧社会的恶习,是违法的行为,是人民的公敌,旧社会一日三涨的物价,奸商的居奇暴利,是我们受够了的,是人民所仇视的,是今天所不容许的。

哄抬花圈价格受到严厉处罚

当年教育工商业者,为了警醒许多小商贩,还经常提起一个著名的例子:“斯大林逝世时,一些小店的花圈抬高价出售,曾受到处分……”

1953年,朝鲜战争刚刚签订停战协议,和平出现曙光,建设面临高潮,保证物资供应稳定物价,打击投机倒把仍然是经济战线的头等大事。那年3月5日,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突然逝世,全中国也一下子陷入了悲哀之中,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纪念活动,北京的花圈自然一下子脱销、紧俏起来。就在这“全世界劳动人民无限悲哀的日子”里,却出现了极不协调的事情,崇文门外上四条及西单几家花店趁机“哄抬斯大林逝世花圈价格”,顶风作案。照说商家投机,历来如此。可是在新中国、新社会就不可以!别说这些刚从旧社会过来的小商人,就是许多大人物也完全想象不到!抬高价格者,立即受到了严厉的惩处,除了接受罚款之外,还要作出深刻的书面检讨。

要说商人厚起脸皮,罚款不在话下。可是要交“检讨书”,在那个时候可是“最要命”的。经过了“三反五反”,最怕沾上“奸商”二字,要公开书面检讨,以后还怎么混呢!那时的观念是不怕罚钱,就怕开会作检讨!于是,有几张几十年前的“检讨书”,把几家商户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,例如“和记花店”的王某某痛写检讨书,留下了惨痛的记忆:“今日将我所做的对不起人民的劣迹坦白,求大家谅解,只因斯大林大元帅逝世引起各界同志哀切追悼所用的花圈,在那时所买的所定的均是争先恐后,致使吾们应不敷求之际,吾亦未体会到哀切,尚且趁此机会将价提高到四倍之多,牟取非法利润……”

1953年的这起“哄抬斯大林逝世花圈价格”事件,其实金额并不大,但是发生在“三反五反”以后,引起特别重视,影响不小。当时的北京市工商联几乎具有绝对权威,对于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处理,从教育与惩罚并重,走向了以政治教育为主。犯错误作检讨成了最普遍的办法,而且极为有效,这在今天看来,真是无法想象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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